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羅志田（1952年—），普林斯頓大學博士，現(xiàn)任四川大學、北京大學歷史學系教授，博士生導師

(資料圖片僅供參考)

曾經(jīng)撰文論及學術會議的儀式化，但該文寫就后未及發(fā)表，適逢參加一個學術會議，于是有同事誤以為我是在說那會。這是個誤會。拙文實先已寫就，不過發(fā)表稍晚，恰出現(xiàn)在會議之后而已。若一個人自己做著某事，又對此事表示不滿，雖可以托辭說是人在江湖，身不由己，終有些不地道。

在民國早期，倒真曾見類似的現(xiàn)象。時任北京政府教育總長的章士釗，在自己辦的刊物上撰文批評政府的教育政策，卻并不以其掌握的權力改變這政策，可謂史上奇觀。但那是士與大夫分離之后讀書人向知識人過渡時代的特殊現(xiàn)象，不易重現(xiàn)。近年也曾見退下來的大學校長和副部長談教育弊端。盡管他們和章士釗一樣選擇不在任上解決自己看到的問題，到底還是退而后針砭。學者不能連官員也不如，一邊開會一邊批評會。雖說一人可有多重認同，若身份轉換太迅捷，仍難避虛情假意之嫌。以此視我者，或也有點不仁者見不仁。

其實我是希望以學術會議為例，說明我們的學術呈現(xiàn)一種日益程式化的態(tài)勢，有可能變成被程序控制的儀式和表演。前文刊發(fā)后，最近回看電腦，竟然先有“學術儀式化”一文的半稿在，說的正是學術會議。可知我心中存此思慮，已不是一天兩天了。

今日各類學術程式中，學術會議的確是一個重要成分，現(xiàn)在幾乎已到?jīng)]有學術會議就不是完整“學術”的程度了（如有的歷史系就曾規(guī)定研究生不參加一次學術會議不能畢業(yè)）。在一些重要的科研單位，每到年底，可謂放眼皆是學術會議（因為當年開會的任務要完成，當年的經(jīng)費也要用完）。

而學術會議本身，也越來越儀式化。不僅前述的報告和問答逐漸行禮如儀，其他很多方面，也往往帶有“ 計劃學術” 的味道。即使在長期推行市場經(jīng)濟的社會，學術會議也已是有計劃地進行。像我們這樣曾經(jīng)歷過計劃經(jīng)濟的地方，“計劃學術”的味道就更濃厚。其特點是有系統(tǒng)而且“完整”，但也因此變得封閉而不開放。

我自己也曾辦過幾次專題性的學術小會，但很快就歇手而不復敢于問津。蓋除了無數(shù)多的繁文縟節(jié)外，最大的苦惱是最適合這一專題的學者不易聚攏，而有些幾乎未曾做過這方面研究的人又千方百計想要來（估計也是要完成開會的任務）。一旦參會的人稍多，就不得不壓縮每個人報告和評論的時間，結果就連行禮如儀也須濃縮進行。外國的學術會議報告后的提問常常是一問一答，我們如今多數(shù)時候已改為眾問一答，且常因時間不夠而可以選答。

在我們這里， 有些級別高的學術會議往往還要“審查論文”，合格者方能入選?？此品浅ＵJ真而且尊重學術，然而在學理上卻有些問題：不論什么層級的辦會者，都不可能樣樣通而又研究精深，他們怎樣“審查”自己并不十分了解的學術論文，尤其是那些具有突破性的論文？若送來的論文都是辦會者學力所能及、足以準確判斷，則其是否居于學術前沿，便很成疑問。這樣的論文，其報告和討論不流于形式，還能怎樣？且實際的“審查”，又往往別有所重，并不僅限于學問。

如果說“審查論文”是我們的“特色”，別處的選擇也未必充分開放。一篇報告或一個發(fā)言的重要與否，往往已經(jīng)前定了；尤其是所謂的主題演講，報告尚未進行，其價值通常是由學人已確立的學術地位所決定的。這更多是一種榮譽，意味著對報告者既存研究的承認（“必記本”注：在外國，這類承認的重要性不亞于獲獎）。但即使高段學者，也很難短期內連續(xù)發(fā)表真有價值的學術報告。于是在學術會議頻密的時代，較有成就的學者已甚感難以應付接二連三的主題演講，而真能寫出好論文的年輕人可能連在會議上發(fā)言的機會都沒有。

現(xiàn)在凡說話便易生誤解，我必須申明：我并不反對開辦學術會議，估計以后還不得不參會甚或參與辦會。但我真心希望我們不是為開會而開會，而是為學術開會；并能大幅延長評論，特別是問答的時間，充分實現(xiàn)研討這一開會目的；同時盡可能唯文是取，更多向努力于一線的青年學者開放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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標簽： 年底的學術會議與學術無關 與花完經(jīng)費有關